西行漫記 | “中共黨員的作用無處不在”

“在國際的承認滋育起來的國民黨的中國旁邊，中國共產黨首創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已經根深蒂固了。”

——岡瑟·斯坦因

岡瑟·斯坦因，出生在德國的英國記者，1941年在中國香港加入英國國籍。1944年夏，他與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的窯洞中，展開了一場長達12小時的深度對話。談話中，毛澤東深刻剖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現狀與未來，傳遞出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不懈奮斗的堅定信念與歷史擔當。斯坦因由此清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心實意為人民，這正是“8600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的動力之源。

“一個熱烈的新社會”

岡瑟·斯坦因1900年生於德國，1922年畢業於柏林大學經濟系。畢業后，他投身新聞領域，以特派記者身份先后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工作。因多次發表反對法西斯暴政的文章，他遭到德國和日本的驅逐，最終輾轉來到中國。1944年5月，斯坦因以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導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的身份，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從重慶啟程，前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開展採訪報道。

記者團出發前，國民黨政府專門制定《招待外記者赴延安參觀計劃》，特意加入參觀西安青年勞動營及綏遠、寧夏等國民黨統治區的行程，以使記者印象 “不集中共黨區域”，還強制要求“外籍記者前往延安必須逗留三個月”，妄圖借此使記者“發現”與國民黨宣傳相符的所謂“真相”。然而，這些處心積慮的安排不僅未能得逞，反而弄巧成拙。隨著採訪逐步深入，斯坦因直言：“我看得越多，我的懷疑就越少了。”隨團的國民黨官員見狀氣急敗壞，急催外國記者即刻離開延安返回重慶，卻遭到斷然拒絕。

斯坦因在延安住了近半年，在此期間，他不僅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更認真審視、全面探究了延安政治制度的內涵及其實踐成效。他將延安與重慶、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了系統對比。在斯坦因眼中，延安沒有電，沒有現代機器，甚至沒有公路，所屬的邊區被國民黨軍隊和日軍四面圍困，但延安並不依賴外來援助，“在過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時間他們都生活戰斗在嚴密的封鎖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經成為他們的第二天性”，這使延安的潛在力量更為強大。“重慶越來越大了，但也越來越沒有生氣了——它越來越厭戰、鬆懈，它的公務員坐在冗員過多的政府機關裡垂頭喪氣。……重慶的痛苦在於被動作戰”。斯坦因寫道：“在封鎖線后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我所發現的事物，吃驚地擦拭著我的眼睛。”

“中國渡過難關的能力，在於中國人民的常識與創造力”

在延安，記者們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調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想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也沒有被拒絕的答復”。在楊家嶺——黨中央所在地，一個安靜而繁忙的地方。“這裡的人看起來特別年輕，而且充滿了歡樂和信心。……這裡沒有厭戰情緒，隻有開路先鋒者的戰斗熱情”。

在王家坪——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無線電設備正從華中、華北的敵后戰線上接收著每天的戰斗報告”。他們在敵后“有系統地組織起人民從事抗戰，動員了人數有增無減的民兵”，所以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任何地方必須採取攻勢或守勢行動時，便自然得到比部隊實際人數多好幾倍的力量”。

斯坦因所著《紅色中國的挑戰》中刊印的延安木刻畫：軍民攜手抗敵（1944年）

在南窪村——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中國共產黨通過推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創造了一個老百姓容易擔負得起，而又能熱誠地擔負更大任務的行政機構”。與此同時，按照“三三制”原則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廣泛吸納社會各階層力量，充分調動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主動精神和行動自覺。斯坦因看到，“在中國這塊最落后的區域，許多農民過著一種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們已從古老的封建主義中被喚醒了。”

斯坦因等5位外國記者應邀列席陝甘寧邊區政府和邊區參議會常委會的聯席會議

在斯坦因看來，“中國渡過難關的能力，在於中國人民的常識與創造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關鍵在於喚醒並凝聚起了厚植於人民的強大力量。

“中共黨員的作用無處不在”

“這一個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為半個中國的首都，抗日戰爭的另一個指導中心，新中國的模型，來和重慶爭勝呢？”斯坦因決心“去掉若干懷疑，在亞洲從未有過的一種強烈而驚奇的生活背后探尋真理”。他后來回憶，那是自己記者生涯中最為忙碌且充實的一段時光。在延安期間，斯坦因先后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將領深入交談，還廣泛走訪了農民、工人、商人、文藝工作者等社會各界民眾，同時拜訪了馬海德、漢斯·米勒、林邁可等在延安工作的外國友人。米勒告訴斯坦因，他曾親眼見証八路軍的英勇作戰：在一場激烈的戰斗中，一支3000人的部隊傷亡慘重，最終僅余700人。令人動容的是，短短數月間，熱情的農民便主動參軍，為部隊注入新生力量，使其迅速恢復戰斗力。

1944年7月28日，斯坦因自延安擬發波士頓《基督教科學導報》（即《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電稿，記錄了他在延安採訪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以及猶太裔醫生何慕呂（即漢斯·米勒）的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斯坦因敏銳地觀察到，“中共黨員的作用無處不在，軍隊、地方政府、鄉村、工廠、合作社、醫院、學校、劇團及一切被認為必須推動重要工作的地方”。“在中共領導的軍隊裡，黨員更勇敢更機動，和群眾保持著密切關系，他們像是精良軍隊的理想的人員材料”﹔“在各種工作上，黨員更加努力，並且更有效率。工作之余，他們通常從事社會教育工作及自我學習”。“延安沒有像重慶一樣的誹謗和閑談。對於缺點，他們通常公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做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和在英美屬於某一政黨的成員，和做一個中國國民黨員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中國共產黨員毫無保留地把個人的生命貢獻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他們絕對服從黨的命令，執行黨的決定”。這些都成為斯坦因眼中“中國共產黨人驚人的特點”。

離開延安后，斯坦因將此行的見聞如實撰寫成《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該書先后在英國、美國出版，迅速引發廣泛關注。書中以大量一手資料、實地調查與深度對話為支撐，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敵后抗日根據地所蘊含的磅礡力量，更清晰地勾勒出未來“新中國的雛形”。

斯坦因撰寫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上海市檔案館藏）

（本文作者：李薇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