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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的國際戰略視野

陳晉

2025年09月22日08:21    來源:北京日報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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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需要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話,作進一步的深入理解

  關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定位,目前正式表述的共識為: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這場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世界百年大變局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們尤其需要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話,作進一步的深入理解。

  我們知道,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實施了正確的戰略領導,可謂是居窯洞之側,觀天下之變,謀戰略之策,指抗戰之路,取勝利之勢,實際擔負起了毛澤東在戰前說的“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責。就國內的抗日戰爭來說,毛澤東的戰略領導,有四大貢獻:主持制定、領導實施了統一戰線、持久戰爭、敵后戰場、游擊戰略,這是全民族抗戰取得勝利的四大“法寶”。

  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如何理解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戰略領導過程中的國際視野,則要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幾個戰場的命名和定位說起。

  關於這場戰爭,在美國,一般分為歐洲戰區(場)和太平洋戰區(場)。英國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則使用“西線”指代西歐戰場,蘇德戰場通常指歐洲戰場的“東線”﹔關於中國的抗戰,美國方面大多歸入“太平洋戰區(場)”,丘吉爾則歸入“遠東戰爭”。

  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們強調蘇德戰場也即英國丘吉爾說的歐洲戰場的“東線”,是決定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關鍵,是歐洲的主戰場。毛澤東1943年11月4日曾說:現在隻有蘇聯單獨抵抗希特勒及其歐洲伙伴,英、美兩國沒有執行他們在1942年開辟第二條戰線的諾言。這句話,表達出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處境和貢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的處境和貢獻。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說蘇聯在歐洲戰場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應該是可以的。如今,哪怕蘇聯解體了,每年5月9日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俄羅斯都要舉行紅場閱兵,概源於此因。

  美、英、蘇聯(俄羅斯)使用什麼概念來區分各個戰場,都必然要考慮到自身的參戰處境和貢獻,當然也離不開建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敘事和話語體系的需要,這是難免的地緣政治考量。

  在中國,多年來,在不同語境下使用歐洲戰場、蘇德戰場、歐洲第二戰場、北非戰場、亞洲戰場、太平洋戰爭以及印緬戰區之外,同時比較習慣地在整體上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分為東西方兩大戰場。這在國際上有關二戰話語體系中,目前還不算是主流,但從地理上講,是成立的。因為西方戰場確實存在,主要指歐洲、北非、大西洋三個戰場。而東方戰場,主要指亞洲戰場、太平洋戰爭,當然也包括更具體的印緬戰區等。

  抗戰勝利后,特別是在東西方冷戰格局的背景下,中國比較強調中國抗戰是“東方主戰場”,自然也是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的結果。更主要的是,西方戰場是抵抗和反對以德國為主的法西斯軍隊的侵略﹔東方戰場抵抗和反對的是日本法西斯軍隊的侵略。也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策源地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德國,一個是東方的日本。

  毛澤東明確把中國的抗戰放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三層視野下來定位:中國—東方—世界

  毛澤東一開始就是把中國的抗日戰爭放到整個世界格局變化中,放到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目標中,放在東方反法西斯陣線的視野中進行戰略思考和戰略設計的。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過中國是東方反法西斯的“主戰場”這個概念,但始終注重把中國的抗戰同“東方”聯系在一起,很少用“亞洲”戰場。1939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的序言中提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這就在1939年9月歐戰爆發前,明確把中國的抗戰放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三層視野下來定位:中國—東方—世界。

  在這以后,毛澤東經常居於“東方”這個戰略視野來定位中國抗戰的處境和地位。比如,1940年10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國際局勢時提出:“黨的工作布置應放在准備整個東方大黑暗的基點上。”1941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上說:現在我們有三條統一戰線,一條是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條是東方的ABCD陣線(ABCD分別代表美、英、中、荷四國,1941年春,四國在遠東建立對日警戒、防衛、協同作戰的抗日同盟),一條是英、美、蘇的聯合行動,有這三條統一戰線,法西斯一定會打倒的。這三條戰線,恰恰對應了毛澤東此前說的,中國的抗戰,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世界的事。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毛澤東和黨中央經常把美、英的對日妥協和綏靖政策,比喻為“東方慕尼黑”。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發出的《關於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中表示:“在英日談判中英國對日本已作了重大的原則的讓步,造成‘東方慕尼黑’的可能的嚴重局勢。”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判斷:蘇聯西線戰爭吃緊,美國企圖拉攏日本退出軸心國,醞釀東方慕尼黑陰謀。毛澤東和黨中央,揭露和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無疑是立足於中國戰場的需要,對東方和世界局勢的演變,作戰略提醒,以應對中國人民已進行多年的抗日戰爭最困難歲月的到來。

  1941年12月8日,美國和英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對中蘇兩國這兩個抗擊法西斯最激烈的戰場的好處,他說:蘇聯可從防止日本北上的東方抽調一部兵力向西﹔歐洲有建立第二條戰線之可能。結論是:“將來戰爭歐洲會短些,東方會長些。”“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敗德國,然后英、美力量均向東打敗日本。”這個判斷,事實上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分為了東西方兩個戰區(場),戰爭的實際進程,也確實是在西方先打敗德國,然后在東方打敗日本。

  當然,我們把中國的抗戰定為“東方主戰場”,涉及如何評價以美國為首的太平洋戰爭和蘇聯出兵東北的歷史作用。中國從來沒有否認這兩場對日本最后的致命戰爭,對結束東方戰事的作用。同時,也說明,在中國單獨支撐起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在美蘇聯手反法西斯的戰爭中,中國、東方,並不是他們一開始就要的“主戰場”,先歐后亞,先西后東,是蘇美英三國既定的戰略設計。

  在中國的抗日戰爭走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用東方的視野來審視戰爭的走向和中國戰后未來。比如,1945年6月2日,他在中共七大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上說:“美國現在定下的方針是聯蔣抗日、拒蘇反共,全面稱霸東方。”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經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全世界,歐洲、東方,都是如此。”

  作為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戰,不僅支持了東方其他戰場,也支持了西方戰場

  為什麼要引述上面這些材料來說明毛澤東對中國抗戰的“東方”定位?主要是想說明,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獨特地位和世界性貢獻,以及在戰前和戰后世界格局中的戰略意義。總的來說,中國反法西斯戰爭開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抗擊和牽制日本陸軍最多,付出代價最大,並且還出境支援印緬戰場。還有,減輕了蘇聯的壓力,使日本無法同德國實現戰略配合以夾擊蘇聯,減輕了太平洋戰場盟軍的壓力。斯大林說:“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中國)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羅斯福說:“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擊,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丘吉爾說:“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本)十五個師團,也許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后,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這些表述大體上反映了中國作為東方主戰場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戰略意義。也就是說,作為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戰,不僅支持了東方其他戰場,也支持了西方戰場。

  毛澤東總是立足於國際戰局、東方視野來領導抗日戰爭。這種開闊而深邃的戰略領導,使他隨時跟進研判國際戰局,及時作出更為具體的判斷,以引導人們掌握中國抗戰的主動權。這樣的戰略領導智慧,對我們今天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應對中華民族在不可逆轉的偉大復興進程中出現的各種變局、各種壓力,牢牢掌握自身命運的主動權,是很有啟發的。

  (作者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責編:劉圓圓、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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