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身上的優良作風

　　“延安五老”是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革命老人的尊稱，並一直沿用至今。“延安五老”之所以深受人們尊敬和愛戴，正如毛澤東所言，主要不是因為人老可貴，而是因為精神可貴。他們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地為黨和人民忘我工作，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充分展現了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優良作風。

　　堅定不移、知行合一的理想信念

　　思想作風是黨的作風建設的基礎和靈魂。“延安五老”親身經歷了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並在個人思想認識上經歷了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正是這種雙重轉變，使“延安五老”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特別執著和堅定，並為此奮斗終身、矢志不渝，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1921年入黨的林伯渠曾多次提到，他是“感於國內廣大勞苦群眾之受壓迫與受十月革命之影響”而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裡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吳玉章就是“這樣的人”，他曾結合個人經歷回憶，當時中國革命實踐的發展使其感覺到舊民主主義道路走不通，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后於1925年春入黨。50歲的徐特立更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年秋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這與當時不少共產黨員在白色恐怖下脫黨、退黨甚至叛黨的行為形成了鮮明對照。這種堅定不移、知行合一的理想信念，是“延安五老”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經過反復比較和推求后作出的鄭重選擇，經受了血與火的嚴峻考驗。

　　人民至上、勤政為民的公仆本色

　　“延安五老”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做“人民的勤務員”為榮。延安時期，身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強調：“我們各級政權的負責人員，都是廣大人民的勤務員，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為了解邊區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林伯渠經常拄著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層走家串戶，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成為群眾心目中和藹可親的“林老頭”。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教育子女將來“能做個好的人民勤務員”。他稱自己做的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並表示“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董必武也對群眾說：“我是當勤務員的，人民的勤務員嘛”，並對家人講，做行政工作並不是做官，假使參加革命而以解決個人利益為目的，那是絕對錯誤的。吳玉章不但自己一生勤政為民，而且特別叮囑擔任縣長的侄子要“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隨時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由此可見，“甘為民仆恥為官”是“延安五老”一生的生動寫照。

　　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革命傳統

　　“延安五老”無論是在工作方面還是生活方面都是全黨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典范。抗戰時期，董必武長期在國統區做統戰工作，要求工作人員每花一分錢，都要想到解放區人民的艱苦生活，想到敵佔區人民逃荒要飯的慘景。董必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許浪費一張紙，一把牙刷、一條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時候才更換”，甚至曾為六角錢的伙食費對不上賬而作檢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筆下的林伯渠“穿著一套褪色的制服，紅星帽的帽檐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隻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艱苦朴素的形象躍然紙上。大生產運動期間，林伯渠帶頭開荒種地，並制定了個人生產節約計劃。謝覺哉1937年到蘭州做統戰工作時買了一雙皮鞋，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接待外賓，才買第二雙皮鞋。謝覺哉擔任內務部長時，有人提出建辦公大樓，他卻認為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維修一下就可以了。“延安五老”始終保持著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成為全黨學習的楷模。

　　嚴於律己、廉潔奉公的高尚品德

　　延安時期，林伯渠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工作十分繁忙，但邊區政府開會，他幾乎每次都是第一個簽到。有一次，辦公廳黨支部開會沒有通知他，他卻自我檢討並提出“不要取消我參加黨日活動的資格”，強調自己是一個普通黨員，沒有什麼特殊可講。董必武不但嚴於律己、盡職盡責，而且堅持原則、廉潔奉公。為此，他曾寫“通函”告訴求其辦事的親友，不應通過領導干部個人關系辦私事，因為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除了法律規定的職權外，任何人沒有特權”。對於徐特立，毛澤東曾稱贊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徐特立收到人大代表補助費，當即將錢退回，並讓秘書回信解釋道：“我每月有薪金，人民代表應該為人民辦事，不能增加人民的負擔，以后不要再給我寄這筆補助費了。”1958年吳玉章回到家鄉蔡家堰，看到當地教育依然落后，就將自己的舊宅捐贈給當地政府辦了一所師范學校。吳玉章還嚴格要求家人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因為是干部后代就驕傲自滿”。由此可見，“延安五老”在工作和生活中真正做到了嚴於律己、廉潔奉公、兩袖清風，令人肅然起敬。

　　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神

　　“延安五老”不僅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范，更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全黨學習楷模。謝覺哉強調，領導干部學習要“有的放矢”，即要“弄到箭—學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是一件事﹔看清靶—研究現狀、研究歷史—是一件事﹔學會射—瞄准靶、手法穩—是又一件事”。唯有如此，才能“拿馬列主義的箭，射中國革命諸問題的靶”。謝覺哉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堪稱楷模。徐特立青年時期制定了一份“十年破產讀書計劃”，不惜變賣家產購書學習，43歲時與青年學生一起赴法勤工儉學，51歲時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70歲時還在制訂十年、二十年的學習計劃，被謝覺哉譽為“我黨全體同志學習與學問成功的旗幟”。吳玉章一生“馬列為師范，門徒改學風”，不但自己堅持學習，而且教書育人，希望青年學生刻苦學習國家所需要的本領，在什麼崗位上，就決心鑽研什麼，努力成為“德才兼備的人”。董必武一生都在踐行“學習修身”“學習為民”的理念。他常對人講：“有學而不能者，未有不學而能者”，並把“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作為自己的學習信條。董必武晚年還在刻苦學習外語，並以身作則教育孩子“學要有恆，尤要專心”。“延安五老”皆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全黨榜樣，這種終身學習精神令人感動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