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是華北規模最大的一塊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斗爭形勢更為嚴峻。特別是 1941年以后，日軍推行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將共產黨和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作為主要進攻對象，反復“掃蕩”“蠶食”“清鄉”，實行“三光”政策﹔國民黨頑固派也進一步限制、削弱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對根據地進行挑舋和制造磨擦﹔加上接連遭遇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面臨十分困難的局面。僅在太行區，1942年根據地面積就比 1940年減少了 2.3萬平方公裡，1941年和 1942年兩年中被殺害和抓捕的群眾達 35萬人，著名抗日將領左權、范子俠、郭國言等都是在這一時期犧牲的。這一時期，在華北前線領導抗戰的鄧小平，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舉措，終於帶領根據地軍民戰勝了困難，扭轉了危局。
一、解決干部思想麻痺的問題
不首先解決思想問題，扭轉困難局面就無從談起。早在百團大戰第三階段反“掃蕩”作戰中，北方局委員、太行軍政委員會書記、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就警覺地判斷：時局相當嚴重，日軍逼我於華北一隅，戰略上我軍是被動的﹔我們對敵估計不夠，對局勢估計不夠，因此准備不足，部隊戰斗熱情不高。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鄧小平敏銳地發現，一些干部、群眾在考驗面前產生了消極麻木傾向和失敗情緒，而這種情緒對於堅持抗戰、戰勝困難是極其有害的。為此，鄧小平決定從思想入手解決問題。
1941年 4月，鄧小平在北方局機關刊物《黨的生活》第 36、37期合刊上發表《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文章指出：除了敵寇、漢奸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以外，關門建設的傾向、對地方武裝的吞並主義與放任主義、對敵斗爭中黨政軍民配合不夠、一些同志對局勢的麻木等，也是造成困難局面的重要因素。文章對一部分干部中的失敗情緒及其幾種具體表現進行了深刻剖析：一是不敢到敵佔區和接敵區活動，不斷向后方退縮﹔二是感覺一切毫無辦法，不研究敵人，不研究對策，一到敵情嚴重，環境困難，便束手無策﹔三是一提到對敵斗爭，隻知道一個打字，但不考慮如何打，如何斗爭，局勢如何嚴重，都覺得不在乎，這是政治上的“麻木病”。文章特別強調：“哀莫大於心死”，這些思想上的問題“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鄧小平提出，要從兩個方面入手解決思想上的問題，一是進行耐心的思想教育，“指明抗戰勝利條件、艱苦道路與光明前途，提倡臥薪嘗膽的工作，以克服失望情緒和恐日病”，二是要加以“適當的紀律制裁”，以紀律懲治和約束各種不良行為。他旗幟鮮明地向太行區的各級領導指出：“革命者的責任，不是掩飾局勢的嚴重性來麻痺自己，而是以足夠的警惕性去認識這種嚴重性，尋求造成嚴重性的根據，並提出克服嚴重局面的辦法。”
在《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中，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克服困難的方針和辦法，幫助廣大干部群眾提高思想認識、堅定斗爭信心。首先是武裝斗爭。在戰爭局面下，隻有以堅強的武裝斗爭作核心，才能克服其他一切困難。黨政軍民要全力發展、建設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認真組織游擊集團。其次，圍繞著武裝斗爭，展開全面的對敵斗爭。要貫徹黨的各項政策，加強敵佔區、接敵區的工作﹔要利用一切線索、一切機會，加緊爭取和瓦解偽軍偽組織﹔要開展強烈的文化斗爭，啟發人民群眾的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揭破敵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謠宣傳﹔要加強鋤奸斗爭，嚴厲打擊敵探奸細、秘密“維持會”﹔要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採取一切有效步驟，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共同對敵﹔要特別注意同人民建立血肉聯系，沒有群眾作依靠，自己變為孤家寡人而想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再次，要做細致的組織工作，每項工作要落實到人，及時檢查，給予具體指導和幫助。最后，要看到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有利條件，克服失望情緒和恐日心理。
《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刊發后，太行區立即進行了學習，並聯系當地具體情況組織了討論。經過學習，根據地的干部群眾清醒地認識到根據地面臨的嚴重困難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明確了克服困難的斗爭舉措，增強了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
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是領導一切的，全黨步調一致才能取得勝利。隨著日偽“掃蕩”的不斷強化，封鎖線與據點日益增加，根據地之間和上下級聯系更加困難，出現黨政軍群系統各自為政現象，亟待進一步理順領導關系﹔同時，要適應殘酷的斗爭環境，開展全面的對敵斗爭，必須更好地協同黨政軍群各方面工作，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提高工作效率。1942年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9月 1日，經北方局提議，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正式成立，領導晉冀豫、冀南、太岳、晉豫（中條）4個區黨委的工作（太岳區黨委同晉豫區黨委合並后，分局下屬 3個區黨委）。太行分局由鄧小平、李大章、劉伯承、蔡樹藩、李雪峰 5人組成，鄧小平任書記。原太行軍政黨委員會即行取消。
主持太行分局工作的鄧小平，在對敵斗爭、減租減息、整風運動、經濟建設和生產救災等各條戰線上，認真貫徹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部署，加強黨的領導。以減租減息為例，鄧小平注重發揮各地黨組織作用，一方面通過各地黨組織抓住鞏固根據地的中心環節，發動農民、依靠農民，正確引導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入進行﹔一方面注重從減租減息運動中發現和培養先進分子，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的組織。由於太行分局的有力領導，1942年秋至 1943年春，太行分局所屬各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掀起了高潮。邊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激發了廣大農民的抗戰熱情和生產熱情，為鞏固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鄧小平不僅自己在工作中遵循黨的統一領導，還把它作為一條具體的工作經驗和指導未來斗爭的明確方針，向根據地黨員干部提出。1943年 1月至 2月，根據北方局的指示，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召開高級干部會議。會議主要討論研究如何扭轉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的問題。鄧小平主持會議，作《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后對敵斗爭的方針》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敵人對我實行“總力戰”，我們對敵亦提出“一元化”的斗爭。過去經驗証明：“一元化”實行得好的地方，對敵斗爭才有力量﹔如果我們不統一，就會給敵人以利用的間隙。他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堅持敵后抗日戰爭，與敵人進行一元化的斗爭，從各方面積蓄力量，准備反攻和戰后，決定於黨的領導”。他還闡述了根據地建設中所必備的武裝部隊、政權機構、群眾團體和黨組織這 4種力量之間的關系及其各自的責任，要求從組織上保証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敵佔區的領導與各種工作的密切結合，實現領導統一、步調一致，以加強對敵斗爭。
在鄧小平的努力下，晉冀魯豫根據地理順了黨政軍群各方面的關系，黨的團結統一得到了進一步增強，為克服困難、積蓄力量，鞏固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強的組織基礎。
三、採取敵進我進的方針
不斷取得對敵軍事斗爭的勝利，是打開根據地嚴重局面的關鍵。為了應對日軍深入根據地的“掃蕩”“蠶食”“清鄉”，鄧小平借鑒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敵進我退”方針避實就虛的思想精髓，轉而採取“敵進我進”的方針。這個方針的要義是：面對日軍瘋狂的進攻，派出小部隊乃至部分主力，跳出日軍的包圍圈，分頭向日軍的補給線、鐵路干線、空虛的城鎮據點，實施全面有力的破襲，迫使日軍抽調重兵保護其軍事要地，以減輕日軍“掃蕩”給根據地造成的巨大壓力和破壞。鄧小平指出，“敵我斗爭形勢是敵進我進。敵人一定要向我們前進，所以我們也一定要向敵人前進，才能破壞或阻滯敵人的前進，鞏固我們的陣地”。
第一，組織武裝工作隊。武裝工作隊這種斗爭形式將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合二為一，將黨的工作和軍隊工作合二為一，在爭取敵佔區群眾、瓦解日偽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942年 3月，鄧小平和劉伯承指示冀南軍區：組織武裝工作隊，深入到敵佔區、接敵區、三角區進行工作。武裝工作隊以 50人左右編為一隊，以營特派員為隊長，以優秀的縣委書記或委員為政委。1942年 3月 17日，根據鄧小平和劉伯承的意見形成了《關於武裝工作隊初次出動到敵佔區工作指示》，要求武工隊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干部，必須由政治堅強、大膽機敏、有威信的人組成。在鄧小平的部署下，一批精干的武裝工作隊員深入“到敵后之敵后”，組織抗日群眾開展鋤奸反特、瓦解偽軍和反掠奪、反勞役、反抓壯丁的斗爭，控制一些日偽據點，建立隱蔽的基層抗日政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拓展根據地空間。1942年春，駐扎在太岳區岳南地區的閻錫山軍隊在日軍支持下向八路軍發動進攻。鄧小平指揮岳南地區的八路軍發起浮翼戰役，擊退了閻錫山軍隊的進犯。利用閻軍西撤的有利時機，鄧小平指示要組織幾支精干的小部隊，配備一定數量的黨政干部，深入浮翼地區和臨襄地區開展工作，為岳北、岳南、晉豫形成統一的太岳區創造了條件。隨后，鄧小平代表北方局參加了晉豫區黨委在陽城縣召開的中條區高干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採取切實的辦法，從各方面大量地發展黨組織，運用各種形式組建武裝力量，力爭中條區成為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由此，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會戰后丟失的國土，逐步為八路軍所恢復，太岳抗日根據地進一步擴大。1943年夏，太行軍區和冀南軍區主力部隊發動林南戰役，消滅龐炳勛、孫殿英部偽軍，解放太南和豫北 40多萬人口，壯大了太行抗日根據地。
第三，爭取敵佔區群眾支持。1942年夏，北方局、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頒發對敵開展政治攻勢的指令，太行區、冀南區、太岳區對敵發起全面政治攻勢。8月 20日，鄧小平在華北《新華日報》發表《政治攻勢與敵佔區同胞的關系》的談話，號召敵佔區同胞與根據地人民密切結合，形成一個巨大的斗爭力量，迎接即將到來的光輝燦爛的明天。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一二九師聯合發布《告敵佔區同胞書》，對宣傳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鄧小平和劉伯承命令所屬部隊，利用雨季青紗帳，加緊摧毀敵封鎖溝牆，配合政治攻勢，在敵封鎖線內“繁殖游擊戰爭”。鄧小平強調要做好敵佔區的組織工作，一是做好“打入工作”，打入到敵佔區的群眾、偽軍等各種組織力量中去﹔二是正確運用革命的兩面政策﹔三是發展敵佔區的游擊戰爭，創造隱蔽的小塊游擊根據地﹔四是盡一切努力保護人民的利益﹔五是恰當運用寬大政策和鎮壓政策﹔六是處理好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的關系﹔七是把政治攻勢經常化﹔八是在敵佔區建立黨組織。
第四，加強人民武裝建設。1940年 4月，北方局黎城會議提出“建黨、建軍、建政”三大任務。具體執行時，在武裝力量建設上出現了主力部隊擴大兼並地方武裝的傾向，削弱了群眾性游擊戰爭的發展。為加強地方武裝力量建設，健全和強化游擊集團，1943年 3月，劉伯承、鄧小平以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師師部的名義發出《關於加強人民武裝工作的指示》，闡明了黨必須確實掌握人民武裝、整頓自衛隊與發展民兵、加強政治教育與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