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值此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刊編輯部特邀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專家學者，從改革開放探索歷程、輝煌成就、基本經驗等角度，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時代意義，引導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四個意識”，從而激勵他們更好地投身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事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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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啟動與“摸著石頭過河”

歷史性轉折的實現與改革開放步伐的邁出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揭開了序幕。

中國的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農村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改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安徽和四川是農村改革的先行省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兩省就已經探索實行了包干到組和包產到戶的做法，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創造出的“包干到戶”是其中的典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保障農民的生產自主權，發揮他們的主動性，這鼓舞了廣大農民創造新經驗、進行農村體制改革的熱情。全國各地紛紛出現以“包工到組”和“包產到組”為主要形式的責任制，《人民日報》對此陸續報道並加以充分肯定。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發表談話，支持農村改革實踐，推動農村改革向前發展。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1982年元旦，中央一號文件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當時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以此為標志，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確立，並在全國迅速推開。農村改革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對於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加快農業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程，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隨著農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隨之展開。改革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四川省最先進行試點，1979年5月，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選擇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企業進行擴權試點，到1980年6月，試點企業發展到6600個。1981年5月，國家經委等十部門聯合印發《貫徹落實國務院有關擴權文件，鞏固提高擴權工作的具體實施暫行辦法》，從12個方面進一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通過試點，初步改變了企業隻按國家指令計劃生產的狀況，改善了企業經營，推動企業生產迅速發展。與此同時，經濟責任制改革也開始啟動，首先在山東省的企業中試行，主要是圍繞國家與企業之間、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系，貫徹聯產承包、按勞分配的原則。到1983年，絕大部分國有工商業企業都實行了承包責任制。流通領域也進行了“一少三多”的改革，主要是減少工業品計劃管理的品種，發展多種形式，採用多種購銷方式，開辟多條流通渠道，建立城鄉互助開放的流通體制。這一改革初步搞活了流通體制，群眾的衣食住行狀況有了顯著改善。金融領域也開始改革，專業銀行逐步建立。從1981年起，國務院先后批准沙市、常州、重慶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點，為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積累了經驗。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邁出歷史性步伐。當時，中國對外開放主要從引進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對外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發展對外旅游等方面起步，尤其是在吸收引進外來資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對外開放方針指引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陸續涌現。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給外商來華投資辦企業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到1982年底，我國已有中外合資企業83家，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近800家。經濟特區的創辦是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成果。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廣東、福建兩省靠近港澳、僑胞眾多、資源豐富，便於吸引外資等有利條件，決定對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予更多的自主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在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廈門市設置經濟特區。1981年5月，國務院召開經濟特區工作會議，檢查、總結試辦經濟特區情況和經驗，進一步明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政策措施。在中央決策推動下，經濟特區的建設呈現良好發展勢頭，迅速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

改革全面展開與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改革熱情，堅定了全黨對於改革的信心，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必須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在這種形勢下，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根據十二大確定的任務，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適時把改革開放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

農村改革繼續穩步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完善。1982年至1984年，中央連續發出三個“一號文件”，不斷推出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措施。到1987年，全國有1.8億農戶實行了這種責任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98%。同時，這一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體制。在試點的基礎上，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作出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設立鄉政府作為基層政權，普遍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等規定。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國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設。到1985年春，撤社建鄉（鎮）工作完成。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商品經濟得以發展。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從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使農村中集體的、個體的及私營的企業迅速成長起來。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取消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產品實行尊重農民自主權的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合同收購以外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余多數產品逐步放開，自由交易﹔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指令性生產計劃﹔農業稅由過去向農民征收實物為主改為折征代金為主。這就改變了我國農村實行30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

改革開放政策全面實施后，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已轉向城市。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作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為搞活國有企業，採取的主要措施是使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廣泛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全國已有80%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同時在一些小型國營企業中推行的租賃經營責任制，也取得了較好效果。有些企業還嘗試採取股份制，使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進一步分離，增加企業發展活力。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大量涌現並蓬勃發展。鄧小平同志對“傻子瓜子”的相關講話及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出台，打消了人們對發展個體經濟及多種經濟成分的顧慮，促進了多種經濟成分的迅速發展，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注入了活力。

這一時期，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也提上日程。計劃體制方面，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范圍，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得到調整和改進。投資體制方面，國家陸續下放了一部分投資審批權，並推行投入產出包干制，地方和企業的透支權限不斷擴大。財稅體制方面，國務院決定從1985年起，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促進了地方的增收節支，也保証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金融體制方面，明確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初步改變高度集中的信貸管理體制，開放企業債券和國庫券交易市場，逐步建立起資金市場。

在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也逐漸形成由沿海到內地的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1983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決定對海南島也實行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1984年1月至2月，鄧小平同志先后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和廣州、上海，對經濟特區作出肯定的評價，並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進步。”在鄧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84年3月至4月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著重研究開放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問題。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正式確定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即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1985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批准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

至此，我國的對外開放初步形成了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的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新格局。這一格局的形成，加快了我國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步伐，增強了我國商品出口能力和出口創匯能力，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與經濟秩序整頓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進一步確定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加快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同時，黨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從而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繼續推進奠定了理論基礎。

按照黨的十三大的部署，經濟體制改革向企業經營體制改革的方向深化。1988年2月，國務院批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制定的1988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提出了深化企業經營機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同月，國務院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開始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以承包經營合同形式，確定國家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同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對“兩權分離”的改革原則作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將企業的責權利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為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得到確認。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大。1988年3月，國務院發出《關於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范圍的通知》，決定適當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新劃入沿海經濟開放區的有140個市、縣，包括杭州、南京、沈陽3個省會城市。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設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定。5月4日，國務院出台《關於鼓勵投資開發海南島的規定》，給予海南經濟特區更加靈活的經濟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權。海南設省及把海南島設立為經濟特區，體現了中央加快改革開放的魄力和決心。

1988年，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第十個年頭。前期改革開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成為制約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的障礙，突出表現在：通貨膨脹加劇，社會生產和消費總量不平衡，結構不合理，經濟秩序混亂，價格雙軌制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特別是1988年夏季，在經濟環境惡化、通貨膨脹加劇的情況下推動的“價格闖關”，導致全國性的擠提儲蓄存款和搶購商品風潮，引發嚴峻的社會問題。面對這一形勢，黨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方針，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批准通過了中央工作會議作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經過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頓，過旺的社會需求得到控制，相當多的商品由供不應求轉變為供大於求，我國經濟形勢發生較大變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10余年，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成功起步，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邁上新的台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轉軌，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逐漸暴露，有待於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加以解決。

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與各領域改革的深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正式確立

隨著治理整頓的結束和“七五”計劃的完成，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條件日益成熟起來，但當時中國仍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從世界范圍看，伴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陷入低潮﹔冷戰結束，世界開始走向多極化。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我國的改革開放既是重大機遇，又是嚴峻挑戰。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同時，政治風波和蘇東劇變對我國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有人對社會主義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

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發表了重要談話。他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放大一些，敢於試驗。他精辟地闡述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反復強調，要抓住時機，加快發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並對社會主義發展充滿信心。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科學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探索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闡述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但並未具體提出我國所要建立的經濟體制究竟是怎樣的目標和模式。這一問題在黨的十四大得以解決。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作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的重大決策，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實踐証明，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以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從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按照黨的十四大確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同時抓緊制定總體規劃，並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實施。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即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決定》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原則加以具體化，在某些方面又有進一步發展，是指導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進行配套改革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從1994年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階段，財稅、金融、外匯、外貿、投資、價格及國有企業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取得重要進展，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下堅實基礎。

推進財稅制度改革，主要是分稅制改革和工商稅制改革。在分稅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從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現行地方財政包干體制，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分稅制主要包括四項內容：一是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二是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按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入﹔三是科學核定地方收支數額，逐步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四是建立和健全分級預算制度。明確實行分稅制以后，原體制的分配格局暫時不變，過渡一段時間再逐步規范化。分稅制的實行，扭轉了國家財力和財權過於分散的局面，增強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也調動了地方發展經濟、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在工商稅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稅務總局《工商稅制改革實施方案》，決定從1994年1月1日起實行工商稅制改革。工商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是：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理順分配關系，保障財政收入，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稅制體系。主要內容包括改革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建立以增值稅為主體、消費稅和營業稅為補充的流轉稅制度。經過改革，工商稅制的稅制結構趨於合理，初步實現了高效和簡化。

推進金融體制改革。1993年12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從1994年開始，逐步建立起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建立起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起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新組建的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信貸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政策性銀行開始投入運營。通過改革，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顯著增強，金融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防范、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進一步提高。

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從1994年起，國家實行普遍的銀行結匯售匯制，消除外匯雙重匯率，實行人民幣牌價與外匯調劑市場價並軌，建立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單一浮動匯率制度。1995年3月，中央銀行又對我國的結匯售匯體制進行了改進，即外匯指定銀行的外匯周轉金由1994年的上限管理調整為下限管理，讓它們充分發揮“外匯蓄水池”的功能。自1996年12月起，實行外匯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進一步溝通了國內外市場，改善了我國的對外經濟環境，對吸引外資、發展開放型經濟起了重要作用。

推進外貿體制改革。1994年1月，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取消中央外貿進口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進一步改進出口商品配額的管理辦法，完善出口許可証管理辦法﹔賦予具備條件的企業進出口經營權，提高其應變能力以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繼續調整關稅稅率結構，降低關稅總水平﹔結合國際慣例健全對外貿易法律法規，積極推行國際質量認証標准。這些改革措施有助於更多的有競爭力的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也培育了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企業，適應了我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需要。

其他方面體制的改革。推進投資體制改革，按照不同投資主體的投資范圍和各類建設項目的不同情況，分別實行不同的投資方式，進一步強化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在投資融資領域更多地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推進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計劃管理職能，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指導性計劃為主，突出國家計劃的宏觀性、戰略性、政策性，把重點放在中長期計劃上，綜合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杠杆的作用。推進價格管理體制改革，有計劃地調高糧食、棉花、石油、煤炭等基礎產品價格，進一步理順比價關系，大部分生產資料價格由“雙軌制”並軌為單一的市場價格，建立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價格調控體系。

除了上述配套體制改革外，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也取得很大進展。黨的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國有企業改革開始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階段。從1994年底開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逐步在全國展開。參與試點的國有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同時，國務院還進行了“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試點，以市場為依托，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實行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並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余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在企業破產、兼並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通過上述改革，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速轉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明顯增強，全國呈現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蓬勃景象，為有效實行宏觀調控、保障經濟健康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深化各領域改革與全方位開放格局的形成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同志逝世，全國各族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國面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如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歷史抉擇。所有這些問題受到世人關注。

對於人們關注的問題，在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上，黨中央給予了積極回應。這次大會確立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進一步闡明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提出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並對我國的跨世紀發展作出戰略部署﹔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等。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黨的十五大明確回答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向前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我國經濟社會的跨世紀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証。

黨的十五大之后，各領域改革在神州大地深入展開。國有企業改革攻堅全面展開。1994年開始的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試點取得明顯成效，但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局面仍在延續，經營管理不善、債務沉重、設備工藝老化、產品缺乏競爭力、企業社會包袱沉重等因素導致出現淨虧損的局面。黨的十五大重申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的方向，提出把國企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結合起來，實行鼓勵兼並、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黨的十五大以后，國有企業改革攻堅全面展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從1997年起大幅擴展，“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由58個擴大到111個，參加試點的大型企業集團由57家擴大到120家。1998年，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推進，政企分開邁出重大步伐，組建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上海寶鋼集團等一批特大型企業集團。這些大型企業按照市場要求運作，不再承擔行政性職能，由政府授權經營國有資產，增強了自我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新的管理體制。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很多國有企業進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並在境內外資本市場成功上市，改善了資產結構和經營狀況，促進了多元化投融資體系的形成，擴大了國家財政收入渠道。國有小企業採取改組、聯合、兼並、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了改革步伐。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從當時起到2020年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目標和指導方針。按照全會精神，國有企業展開了多層面、深層次的改革攻堅。以紡織業為突破口，國有企業很多行業實現了整體扭虧和持續增盈，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對於國企改革中出現的下崗職工問題，黨和政府積極採取措施，加大再就業培訓力度，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啟動以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解決了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

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步伐的加快，我國農業管理體制、產業結構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黨中央及時提出對農業結構實施戰略性調整的方針，各地根據這一方針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和相互促進的機制，推進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現代化轉變。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農業和農村實現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任務。全會召開后，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邁出了新步伐，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村稅費改革。200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取消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農村改革的深化，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為全國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在對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時，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再次邁上新台階。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后，中國毫不動搖地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熱潮。黨的十五大提出，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此后，中國開始大力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利用外資的領域逐步擴大到金融、貿易、商業、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產業，取得了顯著成就。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實力的提高，我國對外開放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也大膽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走出去”，以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服務。“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

針對經濟特區建設上出現的一些思想認識問題，1994年6月，江澤民同志在深圳視察時明確提出，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變，經濟特區要“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按照這個要求，從1995年到2000年，各經濟特區保持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在保持特區快速發展的基礎上，中國先后建立起一批經濟技術開發區和保稅區，推動實施以浦東開發區為龍頭帶動長江流域經濟起飛的發展戰略，確定在21世紀初將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到1997年，我國對外開放的一類口岸達到235個，二類口岸達到350個，逐步形成了從沿海到沿江、從沿邊到內陸，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進入新世紀后，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崛起等戰略的實施，對外開放進一步向全國廣大腹地擴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更趨完善。

融入經濟全球化與繼續深化改革

對外開放邁入新的歷史階段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及改革開放的新要求，我國在1986年7月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從1995年11月起，我國開始“入世”談判。直到2001年12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一攬子法律文件，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其第143個成員。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高瞻遠矚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裡程碑，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中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加強同多邊貿易規則的對接，切實履行貨物和服務開放承諾，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對外開放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可預見性顯著提高，為多邊貿易體制有效運轉作出了積極貢獻，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履行貨物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大幅降低進口關稅，促進貿易發展，讓世界各國更多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帶來的紅利。截至2010年，中國貨物降稅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其中，工業品平均稅率由14.8%降至8.9%﹔農產品平均稅率由23.2%降至15.2%，約為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的四分之一，遠低於發展中成員56%和發達成員39%的平均關稅水平。削減非關稅壁壘，減少不必要的貿易限制，促進貿易透明暢通。截至2005年1月，中國已按加入承諾全部取消了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証和特定招標等非關稅措施，對小麥、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和化肥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實行關稅配額管理。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促進經營主體多元化。自2004年7月起，中國對企業的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改為備案登記制，極大地促進了民營企業進出口發展。

履行服務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在世貿組織分類的12大類服務部門的160個分部門中，中國承諾開放9大類100個分部門，接近發達成員平均承諾開放108個分部門的水平。截至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領域開放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逐步降低服務領域外資准入門檻，按期取消服務領域的地域和數量限制，不斷擴大允許外資從事服務領域的業務范圍。其中，在快遞、銀行、財產保險等54個服務分部門允許設立外商獨資企業，在計算機、環境等23個分部門允許外資控股，在電信、鐵路運輸、旅游等80個分部門給予外資國民待遇。2010年，中國服務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首次超過制造業。

在擴大對外開放方面，中國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大規模開展法律法規清理修訂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2002年至201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10年間，出口和進口分別以年均21.7%和21.8%的速度增長，遠高於同期世界11.5%和11.1%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也遠高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中國貨物貿易額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累計外商直接投資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對外直接投資2010年居世界第五位。中國每年平均進口8955億美元的商品，為貿易伙伴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和投資機會。實踐証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擴大對外開放，既惠及13億中國人民，也使世界各國人民獲益。我國的對外開放由過去改革推動開放轉向由開放促進改革的新時期。

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加入世貿組織，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都要求必須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近10年的探索與努力，中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經濟生活中還存在結構不合理、分配關系尚未理順、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通過改革和完善相關體制加以解決。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根據全面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紀前20年是我國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並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畫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

根據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部署，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新世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此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向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穩步推進。

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2003年3月，國務院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改變過去政府直接管理企業的職能，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國有企業數量有所減少，但實力大為加強。2005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隨后，有關部門又相繼出台40多個配套文件，形成一整套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

宏觀管理體制改革方面，進一步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改進轉移支付制度，推動省以下財政管理的創新。在全國多個省份推進“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改革試點，逐步規范省以下財政分配關系。稅收制度改革方面，200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明確提出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2007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營造更加公平的法制環境。2005年7月21日，我國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通過改革，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體系進一步健全。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大型企業改革加快推進。2011年，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從2007年的159家減少到117家，超過80%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和通信等關鍵領域以及運輸、礦業、冶金等支柱行業。2010年5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民間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運輸等傳統壟斷行業，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得到改善。

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從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實施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的改革，以消除生產型增值稅存在的重復征稅因素，減輕納稅人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以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鼓勵消費。進行成品油稅費改革和資源稅改革，充分發揮稅收對節能減排的調節作用。

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隨著2009年1月15日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並於2010年7月成功上市，我國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2009年前，中國跨境貿易不能使用人民幣結算，進出口企業面臨著比較大的匯率風險。2009年4月，國務院決定在上海等地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並隨后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地區擴大至全國。2009年10月，創業板市場正式推出，實現資本資源與技術創新的有機融合。為改善農村金融服務，2006年底，國務院決定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到2011年底，全國金融機構空白鄉鎮從此項工作啟動時的2945個減少到1696個。

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還適時推出以全方位改革為主要特征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2005年6月，國務院批准上海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此后至2011年，國務院批准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市、成都市、深圳市、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沈陽經濟區、山西省、浙江省義烏市、廈門市進行不同類型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這些改革試驗，旨在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難點問題進行探索，在轉變政府職能、調整產業結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統籌城鄉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

推動協調發展與經濟社會成就

區域與城鄉發展不平衡，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為此，在繼續扎實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同時，黨中央相繼作出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決策，加快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步伐明顯加快。

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邁出新步伐。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成都、重慶、武漢、長株潭城市群作為國家新批准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發揮了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廣西北部灣、關中—天水、成渝三大經濟區成為我國區域發展的活躍力量。2011年，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2.1%、21.2%，分別比2002年提高了3.2、3.8個百分點，新的區域增長極不斷涌現。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任務。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了部署。

為推進現代農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2004年起，中央每年印發有關“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主題分別為促進農民增加收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村基礎建設、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加快水利改革發展、推進農業科技創新等。這些“一號文件”，目的就是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黨和政府還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據統計，到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與免稅前的1999年同口徑相比，每年減輕農民負擔1250億元，人均減負140多元，平均減負率達到80%，農民負擔重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扭轉。

在採取措施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國家以解決制度缺失為重點，構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五保供養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形成，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農民工工傷和醫療等社會保險逐步健全，改變了農村無社保的狀況。農村社會事業的進步和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增強了廣大農民的幸福感、尊嚴感和安全感。

進一步推進包括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在內的農村改革，取得積極進展。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發展農村公用事業，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201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決定將國家扶貧標准由2009年的1196元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變價）。這個標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1.22億農村低收入人口因此納入扶貧開發范圍。中央密集出台了對種糧農民生產實行直接補貼等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糧食產量自2004年起實現8年連續增長，2011年達到5.7億噸。到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實現連續8年較快增長。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向好，為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隨著改革發展的不斷推進，我們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構想。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明確提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2005年2月，胡錦濤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進一步闡明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他指出，我們黨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大任務，並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礎上，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專門關於社會建設的決定，它明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性質及其定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奮斗目標和主要任務以及必須遵循的正確原則。

從整個《決定》的內容來看，它以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提出了五個方面的任務：一是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事業建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加強醫療衛生服務，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強環境治理保護。二是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體制機制、公共財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三是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培育文明道德風尚，營造積極健康的思想輿論氛圍，廣泛開展和諧創建活動。四是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服務型政府，推進社區建設，健全社會組織，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完善應急管理體制機制，加強安全生產，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加強國家安全工作和國防建設。五是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和睦，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任務的提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更加清晰。這是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又一個新的認識成果。

總體來看，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緊緊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認真總結發展實踐，准確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時提出和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開拓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廣闊空間。2005年至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台階，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這一時期取得的一系列歷史性成就，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

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

加強改革頂層設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一切都要從頭做起。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摸著石頭過河，進行艱難探索。經過40年的砥礪奮進，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行頂層設計已提上日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的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全面地系統地改革和改進，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頂層設計。

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的構想，充分體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這個決定緊緊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等六大改革主線，涵蓋了15個領域，包括60個具體任務、330多項改革舉措，為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繪制了細致的藍圖，做了合理的布局，規劃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十八屆三中全會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學指南和行動綱領。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提出的190項對依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被納入改革任務總台賬，一體部署、一體落實、一體督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兩大主題、兩份決定，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實現，共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三五”規劃建議，繪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路線圖，明確了此后五年發展重點，強調要圍繞目標推進改革，用改革助力發展目標實現。

為加強對改革的領導，有效推動改革的落實，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擔任組長，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同志擔任副組長。201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成立了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民主法制領域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律檢查體制改革6個專項小組。領導小組定期審議重大改革方案，深入評估方案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存在的問題風險，明確政治底線和社會穩定底線等，重大問題提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確保重大改革論証充分、決策科學。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統籌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提出的改革舉措，把握內在聯系，運籌改革大棋局。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中央有關部門完成108個改革任務，共出台370條改革舉措。2015年，各領域改革再提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的101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中央有關部門完成153個改革任務，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成果415條。與此同時，國防和軍隊體制改革也在年底的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一錘定音。

黨的十九大之后，隨著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全面啟動，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進一步完善科學領導和決策、有效管理和執行的體制機制，加強戰略研究、統籌規劃、綜合協調、整體推進，加強對地方和部門工作的指導，從而更好地統一思想、凝聚力量，蹄疾步穩推進各項改革。

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段話充分表明，全面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敢於啃硬骨頭的韌勁與敢於涉險灘的魄力，而且需要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的膽略。正是憑著這股勇氣、膽略與智慧，改革在多個領域遍地開花結果。

經濟體制改革著眼適應新常態，推動科技創新和機制創新雙輪驅動，有利於創新的體制機制逐漸成形，經濟發展新動力加快孕育成長。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引領下，中國不斷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而有效破解產能過剩難題，逐步消除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市場進入壁壘。同時，積極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改革穩步推進﹔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步伐加快﹔符合市場規律、更加靈敏的價格機制逐漸成形。這些改革舉措有效地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催生了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了經濟增長率。

政治體制改革面對新形勢新發展，堅持中國道路、構建法治體系，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路線圖逐漸清晰，全國人大常委會著眼於推動重點領域立法，在加強專題詢問和各項監督工作、密切代表同人民群眾聯系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不斷推進人大制度理論和實踐創新﹔人民政協圍繞加強協商民主制訂年度協商計劃，完善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司法制度改革有序推進﹔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全面深化改革向著“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斷奮進。

文化體制改革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不斷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根基。《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關於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先后出台﹔組建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加強對互聯網網站、互聯網新聞、互聯網新技術應用的管理，網絡輿論空間明顯淨化﹔為理順內外宣體制和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管理體制，中央和有關部門密集出台一系列文化經濟政策，涉及支持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和文化企業發展、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支持電影繁榮發展等諸多政策利好，為文化改革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文化建設呈現新氣象、新面貌、新格局，主旋律更響亮，正能量更強勁。

社會體制改革進一步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不斷為百姓送去改善民生、增進福祉的高含金量改革舉措。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全國各省區市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推進《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開展養老服務業和公辦養老機構改革試點。實施《社會救助暫行辦法》，改革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全國推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完善了基本藥物制度，擴大了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實現了公租房、廉租房並軌運行，啟動了共有產權住房試點﹔針對教育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出台了一整套教育綜合改革措施：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啟動高考招生改革試點，提高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比例，推進小升初免試就近入學和義務教育學校校長教師交流輪崗，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發展校園足球等﹔加快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在建立城鄉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