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黨帶領人民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走出新路很不易，在前進中面臨著無數風險挑戰，其中一個棘手問題是：既要堅持改革開放，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同時又要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原則，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改革與開放是相輔相成、合為一體的。比較而論，對外開放與防止“西化”（即資本主義化）的聯系更直接，是對立統一的辯証關系。圍繞對外開放、怎樣開放，一直伴有爭議，遭遇干擾和阻力。能否處理好這層關系，關乎改革開放的方向和前景。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此作了明確表態和深刻闡述。這些相關論述構成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織部分，為我們排除干擾、成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今天，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關聯度遠遠超過以往，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依然面臨著風險和考驗，受到各種噪音雜音的干擾。重溫鄧小平的相關重要論述，有助於我們深化認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一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確立及重大意義
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差距，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那套“左”的東西顯然已行不通，必須轉移黨和國家工作重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為第一要務。而要縮小與世界的差距，就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必須對外開放。1978年3月11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明確指出，認識落后，才能去改變落后。學習先進，才有可能趕超先進。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同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也表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對外開放是對哪些國家開放？從外交格局看，中國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歌曲《友誼花開萬裡香》傳唱一時，“美麗的鮮花在開放，朋友們來自遠方，亞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誼的歌聲高聲唱……”，所謳歌的正是這種親密關系。中國在不寬裕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援助這些國家，對方也給予我們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我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件事情上。進入新時期后，這種友好關系得到延續，但一個客觀事實是，雙方均屬於發展中國家，中國要想得到急需的資金、技術支持，在這層關系內難有作為。至於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系，當時仍未實現正常化。於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交往便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
當時我們承認落后，主要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對比得出的結論。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指出，要承認落后，承認落后就有希望了。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訪問法國、瑞士等西歐五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出訪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經濟代表團。臨行前，鄧小平特意叮囑谷牧說，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們與人家的發展差距，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同年10月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鄧小平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他說，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麼面貌。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
同西方國家打交道，與美國、日本的關系是兩個重要環節。在1972年尼克鬆訪華、中日建交的基礎上，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鄧小平繼出訪日本后，又赴美國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中國與西方關系出現新局面，為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談到對外開放時指出，我們還有一些人沒有弄清楚，以為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裡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這也是一個方面。國家關系即使不能夠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術合作等。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這裡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鄧小平講這番話，是為了澄清對外開放只是對西方開放的誤解。這恰好說明，與西方國家交往確實是對外開放的重點。
作為對外開放的具體步驟，1979年，蛇口工業區開辟，《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實施﹔次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相繼興建，外商開始紛紛進入中國。1983年7月8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要擴大對外開放，現在開放得不夠。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在視察深圳后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稍后明確表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沿海經濟特區的設立，三資企業的出現，必然涉及對舊的體制機制的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外開放本身也是改革，是對過去“左”的政策的糾正。“文革”期間，“四人幫”動輒上綱上線，大批什麼“洋奴哲學”、“崇洋媚外”、“賣國主義”，“鳳慶輪”事件便是一例。鄧小平批駁了這些謬論。他指出，科學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資本家拿來為資本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國家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后不行。 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加拿大客人時，鄧小平還明確表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不過，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李嵐清在《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一書�